为纪念范老九十三诞而作

——我的点滴回忆

● 路 成 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范若愚同志九十三岁诞辰，也是他逝世二十周年祭。生前，他为党为共和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和理论传播方面，业绩尤为突出。在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参与了《九评》的撰写。中苏会谈时，他是中国共产党高级代表团的三大理论顾问之一。他在少奇同志、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候，更显成熟。无论在中央党校，还是主编《红旗》，对培养党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理论干部，都有过重要贡献。



值此范老九十三诞之际，仅以此文，作为我对尊敬的师长的纪念。







尊 敬 的 师 长







抗日战争时，范老是晋绥二中的校长。这是一所为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的学校。先后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学员遍布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尤其是经过整风的三百余名同志（新一班至新四班），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后来逐渐成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这里说得是绝大多数。至于平庸者，甚至叛逆者，亦不鲜见。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党。我是吃劳动人民的饭，穿劳动人民的衣，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从十二岁参加革命，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党，连一天也没有。党把我从一个小孩子培养成人。从无知到有知，从无为到有为，从自在到自为，哪一点离开过党的培养？这其中就渗透着范老的心血。诸多的导师中，范老就是我尊敬的师长。



范老为人师表，自带尊严，大家心里佩服。他给我们讲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讲辩证唯物论，讲抗日形势，讲青年的志向，以革命为己任，以奉献为高尚。他严于律己，关怀下属。在战争环境下，执行纪律非常严格。1943年秋，日本鬼子扫荡根据地，我们要转移过黄河，一夜行军到葛富渡口，大家饿得很，顺手摘了点老乡的枣子。范老批评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让把枣子集中起来，送还老乡。他对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时时挂在心上。严冬到来之际，给大家全部换上新棉制服。每人每日的粮食供给，保证了十八两。在日寇的严密封锁下，保证了我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从而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这次反扫荡中，我几乎丢失了。因为连夜行军困乏，我在就地休息时睡过头了，集合时丢了我。到了黄河畔一清点，才发现没了我，范老批评了领队同志，派人很快找到了我。我下决心再不给组织上添麻烦。



1943年冬季的整风和1944年春季的大生产运动，都是范老亲自带领我们进行的。整风学习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经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它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经过整风，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使我由自在向自为转化，自觉地跟党走。家庭的儒学教育在这里得到升华，由孝子到赤子，从而铸定了我永生的爱党爱祖国。



整风结束，迎来了大生产运动。大家都想在实践中一展自己的风采。谁也不想落伍。范老亲自上阵开荒种地。人尽其才，各尽所能。男同志上第一线，挥镢开荒，一个镢头七斤半重。女同志埋锅造饭，后勤保障。年纪小一点的同志，抬水、送饭、洗衣服、采药材、编箩筐。我学会了编箩头，并能识别三十余种药材。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的胜利，是党领导的整个根据地的胜利之缩影。各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在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迎来了整个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全局性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一年给每人发了四套新衣服：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套棉衣。生产结束时，我们全部换成新军装，到附近的实验学校生产基地，举行了联欢会，会了餐，各自表演了文艺节目。乘兴而会，欢乐而归。



范老酷爱文艺，校内由他点名组成了一支业余文艺队伍。边学习、边生产、边演出。我们这支业余文艺队伍，是在范老的亲自教诲下成长的。差不多每晚都要集中排练。文武场皆备，红黑生旦齐全。既演古装的，也演现代的。剧本有的移植，有的自编。范老集编、导、演于一身，带领我们活跃在舞台上下。他亲自动手，编写出反映抗日民兵英雄事迹的现代歌剧《新村风云》。并亲自登台，主演了由晋绥二中副校长武进卿老先生新编的历史剧《十二道金牌》，他所扮演的岳飞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在战争环境下，他想方设法从敌占区买来了八大箱全新的戏剧行头，人见人爱。文艺宣传不仅在校内，而且随时到边区各地演出。就在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还到岢岚井儿上村，用了两天时间，专门慰问了八路军36团全体将士。该团有一名抗日英雄、生产模范，叫赵记禄，一天开荒破6.7亩的记录。



1944年夏季，全体师生都返回驻地，恢复文化课。范老以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教育着人们，充分展示了他的学者风度。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他说，破绽的“绽”，这是一个常见字。但是，我们的堂堂二中新一班的全体同学异口同声 地说，这是一个“定”字，真需要劈头定你们一下。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更谈不到革命了。以此警示大家重视学习文化知识。



学习文化和劳动生产相结合，学习文化和社会实践相结合。除了农场生产基地，还办起了各种作坊，一律冠以“服务”牌。如：服务纸厂、服务木材厂、服务社、服务豆腐坊、服务肥皂等等，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办学思想。大家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1944年冬天，把学员放到基层去锻炼，到农村办冬学，走遍了六个县的一百多个村庄，识字教育、宣传、唱歌，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使大家学会了书本以外的知识，达到了全面培养学生的目的。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党组织培养了我，考验了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永世难忘的日子。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教导主任刘静山老师，他对我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教给我党规党法。他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恩师。至今，我们仍然保持联系。逢年过节，我总要问安。



不久，我就提前毕业离校了。我们八位同学被分配到中共晋绥分局电台工作。1945年9月18日，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在晋绥首府兴县北坡的大会上发表讲话。9月19日，我随林枫同志从兴县出发赴东北。







理 论 问 题







1958年，党中央决定，办《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办自己的理论刊物。大兴理论研究之风，广泛深入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和宣传，藉以提高全党以及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同时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大门走出来，与工农结合，以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于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在1958年的6月1日正式创刊。中共山西省委的理论刊物《前进》，在1958年的7月1日正式创刊，由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同志亲自领导。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我们怎么办？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我们认为应该乘长风、破大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地区一级也创办理论刊物。我们把方案报到地委，得到了地委第一书记王铭三同志及全体常委的支持。很快，由王铭三书记挂帅，组成一个精干的理论班子，经过各方面准备，终于在1958年8月1日，地委的理论刊物《星火》正式创刊。1959年8月，忻县地委、雁北地委、大同市委三家合并，成立中共晋北地委。仍由王铭三同志任第一书记。《星火》理论杂志，顺理成为中共晋北地委的理论刊物。

为了得到范老的及时指导，我把《星火》的每一期（月刊），一出版就寄给了范老。当时思想上有点顾虑，范老那么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又在中央党校、《红旗》杂志任职，还参加《九评》写作班子，参加中共赴苏代表团担任理论顾问，一走就是好长时间。这么多的工作，他哪里还再有时间看《星火》呢？但是，我想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到范老的回音。范老讲，你们的《星火》我看到了，办得不错，很有特色。一个地区能办这样一个理论刊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铭三同志有理论水平，他亲自过问就好办了。办一个理论刊物，对提高地委、县委的领导水平，有很大好处。把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避免盲目性。同时，办理论刊物，还可以培养出一支好的理论队伍，何乐而不为呢？还有，注意在工农群众中，物色和培养学习理论的人才，把他们的学习心得登在《星火》上，让大家知道，学习理论并不难。另外，你们要经常学习《红旗》和其它理论刊物，但不要丢了自己的特色。范老的这些教导，对我们办好《星火》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面对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许多思想问题都涌现出来了。诸如，“人民公社化是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有何不同？”、“按劳分配还要不要？”、“家庭的社会职能是否消失？”、“公共食堂是否就是共产主义因素？”等等。这些问题，在口头上怎么议论都无所谓，但要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就需要慎之又慎。搞不好犯错误是小事，严重的是误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工作受损失。我请教了范老。范老讲，这些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有的是政治问题。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是有联系的两个范畴。理论问题，可以探讨。政治问题，是由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由毛主席确定的。毛主席、党中央怎么确定，我们就怎么办。在理论杂志上，拿不准的问题，可以探讨，可以试论，不要把话说绝。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要放开胆子宣传。我们再看《红旗》和其它理论刊物也是这样处理的。我们的心里就有了底，工作起来踏实了。后来，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来到大同，我们给艾老做了汇报。并赠送了《星火》。同时请求艾老给干部做一次报告。艾老欣然同意。由王铭三书记主持，我们在晋北地委的地直机关，安排了九个礼堂，聆听了艾老的报告。艾老在报告中，表达了和范老相同的观点。开场就鼓励了我们，说，晋北地委能办成《星火》这样的理论刊物，就说明晋北地委有理想、有人才，应发扬光大。对我们寄予了厚望。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理论的普及问题，范老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一次我听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报告，很受教育。他把自然科学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讲得通俗易懂。他是完全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讲述自然科学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科学界有“毛粒子”的推崇。我把这次听讲的感受，讲给范老。范老说，这你就知道什么叫“深入浅出”了吧！深奥的科学知识，只有弄清楚，才能表达明白。钱老学识渊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你们做理论工作的，一定要联系实际。不能就理论谈理论，就观点谈观点，搞概念游戏。理论一旦和实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活力。你们《星火》上刊登的五寨县三岔农民学理论，《山药蛋敲开哲学门》，就是一篇好文章。







文 革 点 滴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使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就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在劫难逃。当时，范老音讯全无，后来才知道他蒙冤坐牢九年。我当时担任中共河曲县委书记，同样是革命的对象。不久，就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投进监狱。在我那红得发紫的全区第二号造反派的二中同学的指挥下，我被斗的死去活来。先后五年，什么样的残酷手段都用过，但我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和品德。我没有说过一句胡话。一个领导者，说一句胡话，就会害一大片无辜者；我也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所谓检查认罪书。那些“亮相”呀，“解放”呀，“三结合”呀，都与我无缘。造反派给我的结论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处理是双开除回村劳改。为了走形式，开除我党籍进行表决时，还让我到场。我在这纷乱的年代里，投下了保卫自己党籍的庄严的一票，维护了党章赋予每个党员的应有权利。这一正常举动，却使造反派哗然。这毫不奇怪，因为造反派只知道打、砸、抢，哪里还晓得党章党法。在我入牢前，我曾给家属和孩子们嘱咐过：这场运动太残酷，随时有整死的可能。人活百岁总有死，我不怕死。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名声是无限的，不是流芳千古，就是遗臭万年。我总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河曲人民，让河曲的老百姓再过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也要知道我这个县委书记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我是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斗争到底。我心里想，毛主席的政策要保护的干部，谁也打不倒；毛主席的政策要打倒的，谁也保不下。我那位造反派同学能奈我何！我倒是想起了曹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植的诗讲得多深刻呀。我和这位掌握造反实权的全区二号人物，并非一母同胞，却是一校同学，一同就读于范老领导下的晋绥二中。为什么要屡屡加害于我呢？后来，我把这些情况讲给范老。范老说，《七步诗》反映的是真实的，加害的何止曹植？古今有之，中外有之，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不奇怪。如果说文革还有一点好处的话，那就是容易识别人。各色各样的人都登台表演了一番。提高了人们的识别能力。你受了害，却赢得了群众。这就是辩证法。是的，地委经过考察，彻底否决了造反派强加在我头上的错误结论。于1971年夏调回地委，不久就任命为地委常委、政工组长。这出乎造反派的预料。这场灾难后，使我更进一步地体会到党组织的温暖。我只有加倍工作，才能弥补文革几年的损失。我的工作很快就进入健康的轨道。



范老对同学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尤其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谆谆善诱，生怕人们走偏了方向。一次，他给我们几个在座的同学讲，胡耀邦同志说，要走冷门，不要走热门。热门有人走，用不着你们走。走冷门，关怀退下来的老同志，看看没权的，甚至犯了错误的同志，既是党的需要，又是个人的品德。希望同学们深刻领会胡耀邦同志的这些话。他对一位在重要部门工作的同学说，同学们找你办事，能办的你就办，不能办的给解释清楚，千万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位同学非但不感激，反而迁怒于范老，故意疏远，同学聚会亦不参加。其实，他心里是怕影响了前程，正想高就。这事，大家心里都有看法。范老更生气，恨铁不成钢。范老住院后，我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一见面，范老就问到这位同学的前程，我如实告知，已经下放了。范老感叹地说，失道寡助。







二 住 中 央 党 校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党中央决定，立即恢复中央党校。第一期抽全国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八百人，组成中央党校高级班和中级班。于1977年秋正式开学。我有幸参加了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参加中级班，住10号楼101号。这是我生平第二次住中央党校。



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央党校第一期的举办。由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兼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同志担任副校长。第一期开学典礼非常隆重。由党和国家的全体领导人，接见了党校工作人员和八百学员，并出席了开学典礼，讲了话。《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整版报道。紧接着让我们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当晚应邀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出席了国庆联欢晚会。



本来中央党校培训党的高、中级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这是党的传统，也是文革后的急需。但是，有的人并不这样理解，而是按照整人的惯性思维来决策行动，误认为住中央党校是“整风的继续”，把“整人”冠以“整风”装饰起来。真正的目的，他们自己知道。这就是我此次住中央学校所遇到的事。正巧，范老在中央党校开学前几天，来忻州视察。对在场的地委新提上来的领导问道：“你们地委有没有到中央党校学习的？”这一问，难住了新地委书记和新提起来的管干部的副书记。因为我在场，两人面面相觑，吞吞吐吐，不好回答范老的问题。最后，还是新书记聪明，说：“省委没通知，可能没有。”范老本来就是顺便一问，所以也未深究。第二天，我就听干部科的一位同志说：“叫你到中央党校学习，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这位同志马上收了口。我意识到这里边有文章，就问这位书记：“是不是调我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才勉强的说：“这两天忙，没顾上告你。”为什么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的好事，反而在这里搞得如此鬼祟呢？因为这两位新官认为，送你去是挨整的，挨整怎能告你，否则还算整人吗？不管怎样，我马上打点书籍行装，启程入校。省委又通知先到省委集中。集中起来，省委一位造反派领导给我们训话：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这次去党校是整风的继续，让你们去是经受锻炼，好好解剖自己，云云。这就不奇怪了，原来某地委领导的做法是有来源的。顺便提一下，那位省委造反派领导，已被清理，醉死他乡。



我去了中央党校，一切安排妥，就去看望范老。范老很奇怪地问“你来做什么来了？”我说来住党校。范老说，“我前几天在忻州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说？”我把前后情况一一说给范老，范老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这样光明磊落的大事，办得如此鬼祟。他安嘱我，用这个学期，好好学习，充实自己，不要虚度年华。



开学不久，我就接到了林枫同志去世的讣告。校部通知我一同坐车，先一天到北京医院遗体告别，第二天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领导人高规格的追悼会。林枫同志，文革前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国务院二办主任。抗日战争时，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我曾在他身边工作过，所以参加了追悼会。



经过中央党校这一期学习，系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听了党校教授的辅导课，对原著的理解更深刻了。同时，听取了中央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报告，让我们收获大增。因为范老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些难题也请教方便。范老总是诲人不倦。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不一一叙述。



中央党校风气很好。不管多大的干部，到了党校都是学员，大家很容易沟通。所以，我认识了许多领导和同志：李葆华、高克林、罗贵波、师海云、布赫、张秀桂、白珍（他是我在二中的同学）。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就有李瑞环、叶选平，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这些领导和同志，差不多与范老都有关系。比如，原来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高克林同志，他想让罗贵波同志来党校学习，就和师海云同志（《光明日报》社副总编）找到我，我们三人一同找到范老，高克林同志想请范老玉成此事。范老很快就促成此事，罗贵波同志来党校学习了。我们学习毕业走，他还未走，待分配。过了几个月，山西省委班子改变。中央任命霍士廉同志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任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到了山西后，我没有找过罗，怕给人家添麻烦。罗贵波同志后来托白兴华同志找我，转达了他的意见：中央让他负责编撰晋绥党史，罗物色了我，让我去当他的助手。因为我符合做此工作的三个条件：一是在晋绥工作过；二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是有一定声望。我听了后，请白兴华同志转告罗省长：谢谢省长对我的厚爱！我因本职工作太忙，实在无瑕它顾。就这样婉言回复了。



中央党校不愧为党的最高学府。就在这一期学习中，我们看到了康生问题的揭露。更主要的是，我们学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正确的标准”的真谛。这篇文章在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首先登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就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轰动了校内外，唤醒了全国，最终冲破了“两个凡是”。当时，我们天天在议论这件大事。思想上有了武装，大方向就好把握了。临毕业时，范老再三嘱咐把中央党校的精神带回去，落实在工作上。我返回本地区后，给地委做了汇报。立即着手“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工作，效果很好。因此，出席了中央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每省出席一名省委宣传部长、一名地委宣传部长、一名县委书记。我和省委宣传部刘部长、高平县委魏书记，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开了十五天，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两次报告，非常深刻。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一身四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会上，我就忻州地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工作，做了发言。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听后指示整理成文字材料，编入会议文件中。会后，省地委很及时的做了安排贯彻。紧接着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上点滴回忆，引得我又回到过去的年代。遗憾的是，范老走的太早了，他本来还可以给党做更大的贡献的。



2005年7月28日于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