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赵宝成百年诞辰
2002年11月，是山西籍中共早期革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烈士诞辰100周年。在工作中接触到烈士的一些资料，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整理成文以为纪念。
1902年11月，赵宝成出生在山西五寨县三岔堡村一个大户人家。原名赵成璧，字元和。他是赵世禄的第二个儿子。赵家是五寨县知名的富户。其父是清末秀才，后在阎锡山麾下任太原警宪处的秘书。赵宝成自幼随父亲在太原读书。正逢军阀混战，内乱外患，国弱民贫，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赵宝成目睹时势，义愤填膺，立志救国救民。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3年考入北平京都大学。此间，他经常聆听李大钊等人的演讲，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他逐步认识到：学苏俄革命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惟一的救国之路。并积极投身革命，在反对“曹锟贿选”中，他表现得非常坚决。
1924年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黄日葵、高君宇介绍，赵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秋天，他利用学校放假机会，在山西五寨县城东魁星阁与进步青年李在唐、范若愚、李希龙、李希皋、王秀明、李一非、郝良琴等创办了党的外围组织“夜光学社”，组织进步青年阅读《新青年》、《北方红旗》、《工人周刊》等进步书刊。赵宝成还自己动手编辑刊印不定期的《夜光》小报，组织读书报告会、形势演讲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经验，在五寨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还介绍校友李在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利用县里古庙会向群众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讲“五卅”惨案的真象，号召受压迫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
1926年，赵宝成从京都大学毕业，同年冬，受李大钊派遣，回山西开展工作。回到山西后在太原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他和程子华、薄一波、李舜琴、郝德青等同志一起深入学校、工厂、农村组织“读书会”、“研究会”、“新学术研究会太原分会”，吸收大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运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阎锡山步蒋介石后尘，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三晋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山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太原地委主要领导转移外地。赵宝成接替薄一波任组织部长。他和王鸿钧、戎子桐等同志一起着重抓了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的工作。
“八·七”会议后，山西临时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总政策。王世益、赵宝成等负责策划并直接参与了太原新华舞台爆炸行动——在1928年元旦乘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新华舞台举行新年“民众同乐”晚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出席时，炸大会主席台。由于一名敢死队员的炸弹在门外意外爆炸，结果只震碎几盏灯笼、炸伤几个人，致使爆炸行动失败。敌人大肆搜捕可疑分子。敌人不知从何得到情报，称此事件与警宪处赵秘书的公子赵宝成有关，当即包围了赵家。碍于警宪处秘书赵世禄的身份，敌人不敢贸然闯入，被赵世禄怒斥后，只好围住赵家守候伺机。赵宝成急中生智，穿上父亲的长袍，戴上父亲的礼帽，手持文明棍、公文包，妆扮成赵世禄的样子大摇大摆从前门扬长而去。
1928年初，赵宝成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同组织接上了关系。根据中央指示，他化名赵阁民，和李在唐同志在上海开一家旅馆，以此作掩护，实则是党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和中转站，负责中央的文件、情报的传递与联络，接待来沪参加党中央会议的同志。同时，还担负为中央筹集经费和物资的艰巨任务。为了掩护工作，不被反动当局怀疑，经组织批准，赵宝成于 1929年春回山西，同1927年入党的石澹峰结婚。后一道来上海，让妻子协助自己工作。赵宝成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往于京、津、沪、杭、蚌一线，为中央苏区购置药品、军火等物资。
1931年，向忠发、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局势更加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党中央机关出现更大的损失，党中央决定赵宝成、石澹峰等部分同志分批撤离白区，向中央苏区转移。行前赵宝成给共产党员的弟弟赵全璧写了一封家信。信中说：“风云骤变，阴霾蔽日，即日离沪，赶赴瑞金。这是暂时放弃城市、扎根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前这也许是最后一封信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请转告父母。”由此可见，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同时，反映了赵宝成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清醒、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赵宝成、石澹峰到达红都瑞金后，老战友邓颖超代表组织立即上门，看望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然后，给他们分配了新的工作。赵宝成被安排在中央工农通讯社任副社长，石澹峰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任文化主任教员。
第四次反“围剿”连续七八个月的征战，红军战士疲惫不堪，伤病员增加，给养物资严重不足，药品奇缺。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鉴于赵宝成同志在上海为中央筹集经费、物资的工作成绩和经验，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会决定，任命其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以加强对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工作。赵宝成领导总务厅全体同志殚精竭虑地努力工作，积极完成“筹给养”的主要任务，同时，他还命胞弟赵全璧变卖家中全部良田家产，换成银元，送往苏区。
1933年8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迎接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修建“六大建筑”，即在沙洲坝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并把红军检阅台，由竹木结构改建为砖木结构。“六大建筑”由总务厅具体负责设计、实施。此工程工程量大，要求高(苏区标志性建筑)，工期短(约只有4个多月时间)，物资短缺(敌人封锁)。赵宝成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请钱壮飞为纪念塔设计图纸，请黄亚光为大礼堂设计图纸，并和总务处处长袁福清、管理处处长徐毅等同志一道克服种种困难，如期完成了任务。
“六大建筑”庄严肃穆，布局合理，凝聚着赵宝成等革命烈士和中央苏区人民的智慧和心血。这些建筑至今还是红色根据地的历史见证，成为江西省的名胜。
赵宝成同志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博古借口总务厅在修建苏区大礼堂时帐目不清为由，对赵宝成的下属、管理处处长徐毅进行迫害。赵宝成勇于承担责任，因此受到撤职处分(中共七大时给予彻底平反)。
1934年10月，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赵宝成服从组织决定，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在担任中共兴国县县委书记期间，他深入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意义，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1935年春，敌军乘虚攻占瑞金，加紧对中央分局的包围和进攻。赵宝成和战士们一起忍饥受冻，跋山涉水，在苏区、在铜宝山地区的大山里与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频繁的战斗和转移，部队得不到补给，粮食吃光了，吃野果，吃草根，吃皮带。子弹打光了，就用长矛刺，用大刀劈，用石头砸，甚至用拳、脚、牙齿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激战中赵宝成英勇牺牲，时年33岁。
全国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赵宝成的烈士身份一直得不到组织上的承认。1965年其子石毅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并寄去了赵宝成留在人间惟一的照片。毛主席就是看过这张照片后，辨认出当年的总务厅长赵宝成的。中央组织部通过向邓颖超、康克清、叶剑英、何长工、欧阳钦、赵晶三、张经武、李舜琴等老同志调查证实，赵宝成同志的革命历史终于得到组织上的正式承认，内务部于1966年追认赵宝成同志为革命烈士。烈士妻子石澹峰也在1982年经民政部重新确认为退伍红军老战士。在赵宝成烈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烈士故乡中共五寨县委、五寨县人民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相继举办了以烈士夫妇名字各取一字命名的“宝峰杯”全国象棋大奖赛、“宝峰斋”中国名人书画邀请展和纪念赵宝成烈士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赵宝成烈士及其夫人石澹峰为中国革命奋斗的悲壮人生，都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